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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產權訴訟中的鑒定范圍

    知識產權訴訟中的鑒定范圍
    2014-02-09 10:56:34
      知識產權訴訟中涉及很多專門性問題,當事人往往會申請鑒定,但哪些專門性問題的判斷可以通過鑒定來解決,哪些專門性問題的判斷不能通過鑒定來解決,界限往往比較模糊,實踐中的做法比較混亂。本文擬對此問題進行研究,以期能為知識產權訴訟中鑒定范圍的確定提供幫助。
     
      一、知識產權訴訟鑒定的基本問題
     
      知識產權訴訟鑒定的屬性。法官不是萬能的,只是擅長于解決法律問題,有些案件尤其是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往往涉及專門性問題的認定,超出了法官的能力范圍,因此訴訟法中需要規定專門性問題的認定辦法。鑒定無疑是最重要的專門性問題認定辦法之一。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對專門性問題認為需要鑒定的,應當交由法定鑒定部門鑒定。2005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知識產權司法鑒定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2條規定,知識產權司法鑒定,是指知識產權訴訟過程中,為查明案件事實,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訴訟涉及的有關知識產權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并提供鑒定意見的活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5條規定,當事人申請鑒定,應當在舉證期限內提出。這表明,申請鑒定的期限與舉證期限一樣受到限制。{1}上述分析表明,鑒定是查明案件事實的活動,鑒定結論是用以認定事實的證據,鑒定規則是證據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知識產權訴訟鑒定的必要性。在確定鑒定范圍時,首先應當考慮鑒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鑒定的程序往往比較復雜,例如按照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知識產權司法鑒定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的規定,鑒定需要經過統一的鑒定管理部門委托鑒定機構。鑒定結論出來后,還有對鑒定結論的異議、質證以及對鑒定人的詢問等后續程序。因此,有些鑒定周期長、效率低,嚴重影響審判進程。鑒定機構需要若干名具有相應資質的專家參與鑒定,費用較高,鑒定可能會增加當事人的訴訟負擔。由于上述問題的存在,鑒定可能會降低訴訟效率,還有可能因為鑒定失誤而增加案件審理的難度。相對于鑒定而言,在訴訟中還有其他辦法可以用于認定專門性問題,由相應的專家參與審判是認定專門性問題的辦法之一。例如,有的知識產權庭在審理專利案件中,對于其中的專業問題,一般通過咨詢專家、邀請專業人員作為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或者邀請專家出庭說明等方式來解決。在商業秘密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有的知識產權庭強調應當盡量通過證據認定、專家輔助等方式對專業性的事實問題自行作出判斷,對于窮盡其他方法難以查明的專業問題才通過鑒定來判斷。{2}這種做法在國外也比較普遍。如果鑒定以外的其他方法對專業性問題的認定更有效率,或者準確性更高,應當采用其他方法。
     
      知識產權訴訟鑒定范圍的判斷方法。鑒定范圍應當是當事人確有爭議且對案件裁判有影響的專門性事實問題,不能是專門性法律問題,法律問題的判斷是法官的職責,不能交由法官以外的任何人去判斷,這已經成為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共識。例如,版權鑒定機構的主要任務是對作品異同性進行客觀比對,對作品是否相同相似以及相同相似的比例做出初步結論,是鑒定機構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能對客觀事實進行分析和確定的過程,并不對經濟價值、法律性質等進行判定。雖然鑒定范圍限于事實問題,但在知識產權訴訟中,專門性問題比較多,有的問題是事實問題還是法律問題往往難以區分,因此導致司法實踐中對鑒定范圍的認識比較混亂。在確定鑒定范圍時,難題在于區分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區分是法學理論與法律實踐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對二者的區分,目前有兩種方法可以提供幫助。
     
      第一種方法,根據待定事實的結論是否隨法律規定而變化來區分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有學者認為,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分別指純粹的事實問題與需經法律規范適用而確定的事實問題,其劃分標準為是否需經法律規范適用而確定的事實,如無須適用法律規范可確認的事實為事實問題,須經法律規范的適用而確認的事實為法律問題。換言之,不論法律如何規定,一個待定事實的結論均不會發生變化的即為事實問題;如對事實的認定涉及法律適用或必須通過適用法律的規定方能作出即屬于法律問題。{3}當然,由于客觀事實的不可再現性,在司法實務中認定的事實只能是符合證據規則的法律事實,而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客觀事實,因此事實問題的認定也受到證據規則的影響,并不存在完全不受法律規范影響的事實問題。
     
      第二種方法,根據爭議問題是否專屬于法官的權力范圍來區分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由于訴訟中的事實與法律彼此牽連、相互趨同,通過第一種方法區分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有時非常困難,因此可以退而求其次,結合司法權力的分配原則進行實用主義的思考:應當由誰裁判該問題?如果該問題可以由鑒定機構或普通法系中的陪審團來認定,則屬于事實問題;如果該問題應當由法官來認定,不能交給鑒定機構認定,則屬于法律問題。這種區分方法與其說是分析性的,不如說是分配性的。{4}如果爭議問題的認定夾雜了法律、政策和政治的要素,需要進行價值選擇或利益平衡,需要考慮司法政策,則屬于法官的權力范圍,應當由法官來作出。典型的例子是商標案件中商品是否類似和商標是否近似的判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5條和第16條的規定,商品類似和商標近似的判斷應當綜合考慮諸多因素,夾雜了法律、政策的多重考慮,因此專屬于法官的權力范圍。下面應用這兩種方法對知識產權訴訟中關于鑒定范圍的常見爭議進行分析。
     
      二、著作權侵權糾紛中的鑒定范圍
     
      是否具備獨創性的認定。獨創性是作品的最重要構成要件,是否具備獨創性是著作權案件中最為重要和最為常見的爭議焦點。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三終字第6號方正訴暴雪侵害著作權糾紛案中,計算機字庫中單字字形是否具備獨創性,是否構成作品,成為該案件的主要爭議焦點之一。是否具備獨創性是否可以通過鑒定來判斷,也成為司法實踐中常見的問題。獨創性是否可以交由鑒定機構來認定,取決于獨創性是事實問題還是法律問題。雖然各國均要求作品必須具備獨創性才能受到著作權法保護,但不同國家對獨創性的界定有不同的標準。具體而言,按照從嚴格到寬松的順序排列,有代表性的獨創性標準可以分為四類,分別是:歐盟的標準,要求作品體現個性化的智力創造成果;美國Feist案的標準,要求作品體現少量的創造性;美國Alfred Bell案的標準,要求作品體現可以識別的而不是細微的差異;加拿大CCH案的標準,要求作品體現并非機械和瑣碎的技能和判斷;英國的標準,要求作品體現技能和勞動。{5}這表明,在不同國家,是否具備獨創性的結論完全有可能根據法律規定的變化而變化。例如計算機字體是否具備獨創性,由于不同國家的具體認定標準不同,因此結論也不相同。按照第一種方法判斷,是否具備獨創性明顯不屬于無論法律如何規定該待定事實的結論均不會發生變化的的問題。因此,是否具備獨創性是法律問題而非事實問題,不能由鑒定機構來認定。國內外歷史上凡是對獨創性具體認定標準有重要影響的案件,都體現了法官從法律邏輯、政策導向等多個角度的深入分析,這是司法核心權力的運用,絕非鑒定機構可以分享的權力,也絕非鑒定機構能夠完成的任務。因此,按照第二種方法可以認定,是否具有獨創性屬于法律問題,不能由鑒定機構來認定。
     
      是否抄襲的認定。著作權侵權糾紛涉及多種侵權方式,抄襲是基本的侵權方式之一。是否抄襲能否交由鑒定機構來認定,涉及認定抄襲的判斷規則。衡量侵犯復制權與否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看被訴侵權人的作品中,是否以非獨創的方式包含了著作權人原作品中的獨創性成果。{6}這條原則表明,雖然原、被告的作品中有相同的表達,但如果相同的表達是公有領域內的素材,被告作品中有原告作品中的非獨創性成果,也不構成對原告作品的抄襲。是否構成抄襲的認定方法中,著名的有美國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1992年在計算機軟件著作權侵權糾紛中確定的三步判斷法。第一步,抽象法。首先把原、被告作品中屬于不受保護的思想本身,從思想的表達中排除出去。第二步,過渡法。把作品中公有領域中的內容排除在外。第三步,對比法。對比剩下部分的內容是否實質相同。{7}這種認定方法實際上早在1991年我國審理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著作權糾紛案中的審理中得到了應用。在該案中,法官認為應當對比原、被告作品中既不屬于思想又不屬于公有事實的相同點。{8}在司法實踐中,可以先對原、被告的作品進行對比,將相同的內容確定下來,然后再將公有領域中的內容排除在外,最后再判斷剩下的內容中是否有應當排除在外的思想、表達是否實質相同。在這幾步中,思想與表述的區分和是否實質相同的判斷在著作權法上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其判斷結論受到具體判斷規則的影響,其判斷結論的確定要考慮社會效果、司法政策等諸多因素,因此屬于法官的權力范圍,并非可以由鑒定機構認定的事實問題。至于原、被告作品中相同的內容的認定,并不會因為法律規則的變化而變化,而且這一問題的認定也不需要考慮社會效果、司法政策等各種因素,因此屬于事實問題。如果原、被告作品涉訴的內容非常復雜,為了節省時間和精力,可以交由鑒定機構來認定。上述分析表明,是否抄襲是一個事實和法律混合的問題,抄襲的認定既有事實問題的認定,也有法律問題的認定,只有事實問題的認定才可以交由鑒定機構來判斷。
     
      計算機軟件侵權的認定。在司法實踐中,如果原告方指控被告方軟件S1.0侵犯了其軟件V1.0的著作權,被告方否認侵權,在此情形下,是否能夠委托鑒定鑒定機構對V1.0是否侵犯S1.0的著作權進行鑒定?一種觀點認為,是否侵權涉及法律判斷,不能進行鑒定。另一種觀點認為,是否侵權的判斷涉及專業問題的判斷,可以進行鑒定。第一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是否侵權包含了法律判斷。在雙方軟件源代碼的異同性比較清楚的情況下,按照三步判斷法,思想與表述的區分以及是否實質性相同的判斷是法律問題,只有相同的表達是否屬于公有領域的內容完全可以通過證據來證明,屬于事實問題。如果具體案件中涉及的內容比較繁雜,可以交由鑒定機構來幫助法官進行認定。但對于侵權認定中涉及的法律問題,鑒定機構并不能取代法官作出判斷。第二種觀點也有一定的道理。是否侵權包含了專業性問題的判斷,雖然是否侵權包含了法律判斷,但這個法律判斷是以事實判斷為前提作出。事實前提是,雙方軟件源代碼的異同性如何。法官并不熟悉各種計算機高級語言,因此對高級語言寫成的源代碼的異同性的判斷并不擅長,源代碼異同性的認定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可以通過鑒定機構交由熟悉計算機高級語言的專家來判斷。隨著軟件功能、結構和代碼的不斷復雜化,通過鑒定來認定軟件異同性可以為侵權認定打下堅實的事實基礎。
     
      上述分析表明,軟件是否侵權的判斷,并非單純的事實或法律問題,是以事實認定為前提并需要進行法律判斷的混合型問題。其中事實認定可以委托鑒定機構判斷,法律問題則必須由法官認定。如果涉案計算機軟件并不復雜,或者合議庭成員比較熟悉計算機軟件的基本技術知識,計算機軟件的異同性判斷也可以由法官來直接認定。司法實踐中有以下具體判斷步驟和方法:第一,軟件存儲介質內容對比。對比分別存儲雙方計算機軟件的光盤或軟盤的內容,包括對比目錄、文件的數量、名稱及文件的大小。第二,軟件安裝過程的對比。分別安裝雙方的軟件,對比二者在安裝過程中的屏幕顯示內容,如提示信息、安裝流程、界面整體設計風格等。第三,軟件安裝目錄對比。在軟件安裝成功后,對安裝后的目錄、文件建立(或修改)的時間、文件的屬性信息等進行對比。侵權者容易在上述地方留下蛛絲馬跡。第四,軟件運行狀況對比。在雙方的軟件安裝成功后,分別運行,對比二進運行過程中的屏幕顯示內容,如界面整體風格、菜單功能選項、運行提示、幫助信息等。第五,軟件代碼對比。對比雙方軟件的源代碼和目標代碼。{9}在計算機軟件侵權糾紛中,即使軟件源代碼相同,有的被告還會提出表達方式有限的抗辯。表達方式是否有限的認定,并沒有更為具體的法律規則,也不需要進行利益平衡和價值選擇,因此屬于事實問題。但是,并非所有事實問題都需要進行鑒定,如果并非專門性的事實問題,法官應當根據證據直接進行判斷,不必委托鑒定。在司法實踐中,有法院就認為,對于表達方式有限、相同部分屬于公有領域的抗辯是否成立,應當由被告舉證證明,法院并不委托鑒定機構對表達方式是否有限進行判斷。
     
      三、專利權糾紛中的鑒定范圍
     
      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認定。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是否侵犯實用新型或發明專利權,一般涉及以下認定步驟:第一,確定原告專利權的保護范圍;第二,認定被控侵權產品或方法的技術方案;第三,判斷被控侵權的技術方案是否落入專利權的保護范圍;第四,被告的抗辯是否成立。如果要認定侵權成立,需要同時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如果其中一個步驟不屬于事實問題,就不能將整個認定過程交由鑒定機構來判斷。在早期專利案件的審判實踐中,由于對鑒定范圍的認識不夠深入,法院在相當大比例的專利侵權案件中將是否構成侵權整體上交給鑒定機構認定。隨著認識的深入,法院在后來的專利侵權案件就很少將是否侵權整體上委托鑒定機構進行認定。因此在專利侵權案件的司法實踐中,鑒定范圍的主要爭議表現為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認定、是否落入保護范圍的認定是否可以委托鑒定。
     
      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認定包含了技術方案的理解,其中涉及的技術問題屬于專門性的事實問題,可以求助于專家。無論是專利授權確權行政審判中還是專利侵權審判中,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認定也涉及很多具體法律規則的適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至第7條就規定了很多認定專利權保護范圍的具體規則,這些具體法律規則的變化必然影響到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認定。按照前述第一種判斷方法可以發現,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認定并非單純的事實問題,是包含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的混合型問題,因此不能將這個問題整體上交由鑒定機構來認定。按照第二種判斷方法來分析也可以發現,專利保護范圍的認定,在具體法律規則的理解和適用層面上,受到法律、政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這些問題的認定不應交由鑒定機構。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對于權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術特征,人民法院應當結合說明書和附圖描述的該功能或者效果的具體實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實施方式,確定該技術特征的內容。這種功能限定特征保護范圍的具體認定規則,實際上隱含了激勵專利申請人盡量避免使用功能限定特征的政策導向,因此其理解和適用是專屬于法官的權力。
     
      是否落入專利保護范圍的認定。在各國的司法實踐中,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判斷一般分為相同侵權和等同侵權兩個判斷步驟。所謂相同侵權,也稱為字面侵權,是指被訴侵權技術方案與權利要求中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征一一對應并且相同,落入專利權的保護范圍。所謂等同侵權,是指被訴侵權技術方案中有一個或者一個以上技術特征與權利要求中記載的技術特征相比,從字面上看不相同,但經過分析可以認定兩者是相等同的技術特征。這種情況下,也可以認定被訴侵權技術方案侵犯了專利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的規定表明我國也認可等同侵權。無論是相同侵權還是等同侵權的認定,都涉及很多具體法律規則的理解和適用,因此按照第一種判斷方法可以認定其不屬于可以進行鑒定的事實問題。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認定,實際上需要進行復雜的利益平衡、價值選擇。在進行判斷時,一方面要考慮為專利權人提供切實有效的法律保護,另一方面還要確保他人對專利侵權行為的判斷有足夠的法律確定性。{10}因此從第二種判斷方法來看,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判斷中,法律的理解和適用是專屬于法官的權力,不能成為鑒定的范圍。司法實踐中,不能對整體技術方案是否相同或等同,以及被告是否構成侵權等委托鑒定。但是,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認定往往需要以正確認識相關技術問題為前提,這些技術問題有可能屬于可以由鑒定機構來認定的專門性問題,例如,被控侵權產品是否具有某個化學成分之類的問題。這表明,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認定在整體上既包含事實問題,也包含法律問題,屬于事實和法律的混合型問題。在委托鑒定之前,應當具體分析其中哪些問題屬于可以鑒定的事實問題,避免將法律問題委托鑒定。
     
      專利創造性的判斷。在專利授權確權行政審判中,是否屬于鑒定范圍的爭議有時發生在專利創造性的認定上。毫無疑問的是,專利授權確權行政審判中涉及大量專業技術問題,但并非都需要通過鑒定來認定。其中一種辦法,是通過引入技術專家參加審判。例如在歐洲,歐洲專利局上訴委員會審理的專利上訴案件如果涉及技術問題,合議組必須包括兩個以上的具備相應技術能力的技術專家。在我國,即使專利有效性判斷涉及的技術問題必須通過鑒定才能認定,例如,說明書中記載的某個實施例是否能夠真實地實施,有時只能通過鑒定才能認定,也必須堅持鑒定機構只能對專業技術問題作出判斷而不能對法律問題作出判斷的原則。因此,專利創造性判斷中的專業技術問題雖然可以進行鑒定,但是否具備創造性不能整體上交給鑒定機構判斷,只能由法官或具有行政法官資格的審查員來判斷。{11}
     
      四、商業秘密侵權糾紛中的鑒定范圍
     
      是否構成商業秘密的認定。商業秘密糾紛案件中往往涉及復雜的專業技術問題,因此在商業秘密案件中委托專家或鑒定機構鑒定的情況比較常見。在司法實踐中,鑒定的范圍比較混亂,不僅包括是否構成商業秘密、技術或經營信息是否實質性相同等問題,還包括商業秘密價值、經濟損失數額等問題。這些鑒定范圍是否合適,還需要深入的分析。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商業秘密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法律規定表明,商業秘密應當具有實用性、保密性和秘密性。關于實用性、保密性和秘密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第10條、第11條分別進行了具體規定。這些具體法律規則的適用是認定商業秘密是否構成的前提條件,法律規則必然影響該問題的認定結論,因此,按照第一種判斷方法可以認定,是否構成商業秘密并不屬于事實問題而屬于法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第1款將“保密措施”解釋為“權利人為防止信息泄露所采取的與其商業價值等具體情況相適應的合理保護措施”。這表明保密措施有程度上的要求,合理保護措施的認定有較大裁量空間。這一規定的具體適用,必然要結合具體案件中的各方面因素進行利益衡量、價值選擇,可能還會受到司法政策的影響。因此,按照前述第二種判斷方法也可以認定,是否構成商業秘密應當由法官進行認定,不能成為鑒定的范圍。
     
      司法實踐中有意見認為,技術信息是否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第2款規定的六種“不為公眾所知悉”的情形,屬于可以鑒定的范圍。有學者還進一步論述了可以鑒定的理由,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不為公眾所知悉”進行了規定,并且對這一要件的具體表現予以類型化,即某項信息是否不為公眾所知悉也成為法律問題。該司法解釋列舉的為公眾所知悉情形中,包括該信息為其所屬技術或者經濟領域的人的一般常識或者行業慣例,對于這一事實如何判斷,法律沒有作出進一步的規定,由此該項事實成為可以委托鑒定的事實問題。{1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第2款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有關信息不構成不為公眾所知悉:(一)該信息為其所屬技術或者經濟領域的人的一般常識或者行業慣例;(二)該信息僅涉及產品的尺寸、結構、材料、部件的簡單組合等內容,進入市場后相關公眾通過觀察產品即可直接獲得;(三)該信息已經在公開出版物或者其他媒體上公開披露;(四)該信息已通過公開的報告會、展覽等方式公開;(五)該信息從其他公開渠道可以獲得;(六)該信息無需付出一定的代價而容易獲得。毫無疑問的是,上述六種情形是否構成屬于事實問題而非法律問題,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上述問題的認定可以由鑒定機構來完成。但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判斷是否屬于鑒定范圍時,不僅要考慮是否屬于事實問題還是法律問題,還要考慮鑒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訴訟中,民事抗辯可以分為法官可以主動援引的抗辯和法官不能主動援引的抗辯。很明顯,原告主張的技術信息構成上述六種情形之一的抗辯,不屬于法官能夠主動援引的抗辯。因此,如果被告沒有主張,法官不能主動審理此主張是否成立,更不能將這種抗辯是否成立交由鑒定機構來判斷。即使被告提出了其中一項或多項抗辯主張,由于該抗辯主張是否成立屬于事實問題,因此需要依據證據規則來判斷。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抗辯主張成立與否并不涉及專門性問題,法官依據常理和經驗完全可以作出判斷。如果由于證據不充分導致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法官也應當按照證明責任分配規則對其主張不予支持,而不是再交由鑒定機構來判斷。因此,上述問題的認定并不需要專門性的知識或技能,沒有鑒定的必要。
     
      是否存在侵權行為的認定。是否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的認定比較復雜,其中常常涉及復雜的專業性問題,因此在認定是否存在侵權行為的過程中是否可以鑒定,哪些問題可以鑒定,就成為司法實踐中的常見問題。{13}侵權行為成立與否的認定,主要包含兩個方面:被告的信息與原告的商業秘密是否相同或者實質相同;被告是否采取不正當手段。如果涉案的商業秘密是技術信息,在判斷被告的信息與原告的商業秘密是否相同或者實質相同時,專利侵權判定中技術方案對比的具體規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參考適用。雙方的技術方案在技術層面上的對比情況,在雙方的技術方案比較復雜的情況下,可以委托專門的鑒定機構對技術方案的對比情況進行初步認定,列明相同的、雙方無爭議的技術特征,并列明雙方有爭議的技術特征及鑒定機構的初步判斷意見。至于雙方的技術方案是否實質性相似,有爭議的技術特征如何最終認定,正如專利權糾紛案件中技術方案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判斷一樣,涉及技術方案保護范圍的確定,受到具體規則的影響,而且需要進行利益衡量和價值選擇,是專屬于法官權力范圍的法律問題。因此,被告與原告的技術信息是否相同或者實質相同,不能全部交給鑒定機構來認定,只有其中的技術問題可以由鑒定機構來認定。認定被告是否采取不正當手段時,要考慮很多具體的法律規則,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規定,通過自行開發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獲得的商業秘密,不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一)、(二)項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這些具體的法律規則對是否采取不正當手段的認定有重要影響,按照第一種判斷方法可知,是否采取不正當手段的認定屬于法律問題,不是鑒定的范圍。而且,所謂的不正當手段,實際上是一個裁量性規范,其理解和適用過程中往往需要利益平衡和價值選擇,而且可能受到司法政策的影響,因此按照第二種判斷方法來看,這個問題也應當屬于法律問題。綜上,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是否構成的認定是混合型問題,雖然其中的技術問題可以由鑒定機構來認定,但不能將整個問題的判斷交給鑒定機構。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在知識產權訴訟中要確定爭議問題是否可以由鑒定機構來認定,首先要考慮的是必要性和可行性。如果不屬于專門性問題,就沒有必要交由鑒定機構來判斷。然后還需要考慮專門性問題是屬于應當由法官認定的法律問題還是可以由鑒定機構來判斷的事實問題。至于如何區分爭議問題是事實問題還是法律問題,有兩種方法可以使用。第一種方法,根據爭議問題的結論是否受到除證據規則以外的法律規則的影響來區分其是屬于事實問題還是法律問題。第二種方法,根據爭議問題的判斷主體是否專屬于法官來判斷是屬于事實問題還是法律問題。結合上述分析方法,可以對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業秘密民事糾紛中最為常見的鑒定范圍的爭議作出正確的判斷。本文的分析表明,知識產權訴訟中的很多問題是包含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的混合型問題,在委托鑒定時,應當將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剝離開來,盡量細化鑒定范圍,避免將法律問題交給鑒定機構認定。
     
      注釋:
     
      {1}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230頁。
     
      {2}孔祥俊主編:《商業秘密司法保護實務》,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頁。
     
      {3}孫海龍、姚建軍:“知識產權民事審判中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辨析”,載《電子知識產權》2007年第11期。  {4}陳杭平:“論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區分”,載《中外法學》2011年第2期。
     
      {5}Elizabeth F. Judge, Daniel Gervais, Of Silos and Constellations: Comparing Notions of Originality in Copyright Law,27 Cardozo A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375,2009.
     
      {6}鄭成思:《版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頁。
     
      {7}Computer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Inc. v. Altai, Inc.,982 F.2d 693(2d Cir.1992).
     
      {8}鄭成思:《版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頁。
     
      {9}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編著:《知識產權分類案件綜述》,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頁。
     
      {10}尹新天:《專利權的保護》,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頁。
     
      {11}石必勝:《專利創造性判斷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頁。
     
      {12}孫海龍、姚建軍:“知識產權民事審判中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辨析”,載《電子知識產權》2007年第11期。
     
      {13}孔祥俊:《商標與不正當競爭法:原理和判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33頁。
     
      (作者簡介:石必勝,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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