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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發展

    論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發展
    2013-08-18 16:59:02
    摘要:物證技術伴隨著刑法的產生而產生,在刑事審判活動中得以發展。中國古代的物證技術有著淵源的歷史,其發展經歷了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西周時期,該階段是物證技術的萌芽階段;第二個階段從春秋戰國時期到秦朝,是物證技術的形成階段;第三個階段為漢朝到唐朝,此為發展階段;第四個階段是宋朝,這是物證技術的鼎盛階段;第五個階段歷經元明清三朝,是物證技術的衰弱階段。




    關鍵詞: 中國古代 物證技術 法醫學 春秋決獄




    自人類出現了審判活動,證據自然就在其中得到應用,并且隨著社會的進步,對證據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越來越講究證據的證明能力與證明力。而證據分為實物證據與言詞證據,由于物證本身的客觀性和穩定性,所以物證具有較高的證明價值,故人們對它有更大的信任,在當代審判活動中也越來越注重對它的應用。正如美國著名法庭科學家赫伯特·賣克唐奈所言:“物證不怕恫嚇。物證不會遺忘。物證不會像人那樣受外界影響而情緒激動,物證總是耐心地等待著真正的識貨的人士去發現和提取,然后再接受內行人的檢驗與訴斷,這就是物證的性格。……在審判過程中,被告會說謊,證人會說謊,辯護律師和檢察官會說謊,甚至法官也會說謊,惟有物證不會說謊。”


    但是實物證據是不會說話的,其中的內涵必須要通過人們自己去發掘。在人類早期,各個地域都出現過神判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當時的物證技術不夠發達,導致審判者只好借助神靈的名義,聽從“神的指示”,來證明其審判的公正。


    筆者參考了諸多學者有關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論文,以及有關中國法制史的書籍,現對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發展作如下闡述:


    一, 萌芽階段:西周


    當我國最早的奴隸制國家——夏出現后,法律也隨之產生。《左傳》有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尚書·大傳》稱“夏刑三千條”,多為處理具體案件的判決,此為刑法的雛形。但此時并未出現 具體的審判方式,也未有對證據的證明力與證明標準之類的規定。故物證技術在此時并為出現。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1)《湯刑》以《禹刑》為藍本,刪并修改而成。在案件審理上較夏朝又有所發展,出現了專司審判的官吏。商統治者將神權與王權相結合,具神權法的特征,審判官遇到難以解決的案件往往會借助神的力量。由于史料的欠缺,尚不能推斷是否已經出現物證技術。


    法律的產生,奴隸主階級統治的需要,使原先獨攬專斷的審理獄訟方式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因此迫切需要以某種能揭露案件事實真相的司法制度取代那種一官階、宗法等級為特征的司法體系。這在周王朝有了明顯的變化。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2) 《左傳·昭公十八年》記載:周初“先君周公制禮。”(3) 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社會矛盾趨于尖銳,故司寇呂侯奉穆王之命,制定《呂刑》(又《甫刑》),三者構成了周的主要法律。西周統治者在思想上確立了“以德配天”的觀點和“敬天保民”的統治政策。鑒于夏和商滅亡的教訓,在刑法方面,周統治者又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思想,主張以德為住,慎重刑罰。此種慎重刑罰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審判者對案件審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證據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時,物證已經訴訟活動中得意應用。《周禮》中記載:周朝的“司厲”專門“掌盜賊之任器貨賄”。任器,即殺傷人的兇器;貨賄,即所盜財物。(4)在馮文堯1948年編著的〈刑事警察科學知識全書〉中關于指紋在東方演進史中提到過一件事:英國有一個探險家斯單先生(Sir, Aust,Stein)在新疆沙漠中發掘的三件文件,其中一件是借據,是一個中國人與當時的東土耳其斯坦人簽定的。其借據的末一段寫著:“對上述雙方均認為公正,同意,為證明起見,由雙方捺印為憑。”在字據之下捺有兩枚指印。同時債務人之妻、女亦在旁捺印,并說明騎卅五歲,女十五歲字樣。可見那時候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指紋這種司法物證來代表一個特定的人。此時為公元前782年。(5)


    到了公元前771年,周朝的司法制度已經發展的比較完備,在司法機關方面,周王是最高裁判者,重大案件和諸侯間的爭訟,都由他裁決。“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6)周王之下,設有專理刑獄的司寇,不但聽訟斷獄,也主持刑事法令的制定、公布等事宜。司寇之下設士師、士分別負責處理司法工作。各諸侯國的司法機關、制度同于朝廷,不過規模較小。訴訟程序上,民間的獄訟、輕微的案件口頭向地方主管官吏陳訴等方面都是一樣的。當時審判訴訟提起之后,也有一個偵查階段,進行必要的調查和檢驗。(7)據《禮記·月令·孟秋之月》中記載:“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據漢人蔡邕對此的解釋:“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而“瞻焉、察焉、視焉、審焉,即后世檢驗之法。”


    伴隨著私有制的產生,有關財產的買賣行為出現了。從最初的生活資料和動產的買賣交換行為發展到土地、奴隸等不動產的買賣交換行為。同時借貸、租賃為主要形式的民事關系也普遍產生。為規范此類民事行為,確立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基于民間習俗,西周中、后期逐漸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約,主要分為買賣契約和債務契約。買賣契約包括 “質”、“劑”,債務契約包括“判書”、“傅別”。“凡買賣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8) “凡以財獄者,正之以傅別,約(質)劑”。(9)債務契約寫明債的標的、返還期限以及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等。契約書于木簡或竹簡上,完成后從中剖分為二,債權人與官府各執一份。一旦因債權、債務關系而發生糾紛,債權人必須出示契約的一半,與官府所藏一半相比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債務契約不僅是官府是否受理債務訴訟的前提條件,也是官府處理債務糾紛、作出判決的主要依據。“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10)“聽稱責以傅別”。(11)


    契約的出現以及在訴訟中的大量應用,說明了當時司法審判者對證據有了新的要求。對證據的規范化,是物證技術產生的前提,物證技術也在司法審判工作的發展中出現了一個模糊的輪廓。


    二, 形成階段:春秋戰國時期——秦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成文法的公布:子鏟鑄刑書,商鞅變法,李悝著《法經》;新興地主階級立法都使得該時期的法進入了封建制法。此階段出現的儒法之爭,最終法家占據了主導地位。百家爭鳴的局面,使得社會的科學技術有了發展。在這樣一個如此重視法治的時期,對證據自然也提出了更多要求,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物證技術的發展。


    另一方面,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時,還出現了限制刑訊逼供原則。此為當代法治國家的規定,辦案人員及當事人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去搜集、固定、保全和審查運用證據,并且經過查證屬實之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法律禁止辦案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的方法來獲取言詞證據。在秦國的司法實踐中,雖然允許刑訊逼供,但同時附有限制條件,即只有在嫌疑人的主觀惡性相當大的時候才能逼取口供。據秦簡《訊獄》記載,辦案人員審訊當事人時,先讓原告、被告各方都把話講完,作為供詞,然后認真分析供詞,找出矛盾與漏洞,逐條追問,令受審者自己作出解釋,直到受審者無言以對、真相畢露時為止。在訴訟當事人“各展其辭”和辦案人員追問受審者的過程中,切忌每當發現疑點就立即追問,以防干擾他們的訴述。還規定只有在受審者已經理屈詞窮而仍然狡辯抵賴和出爾反爾時,才允許笞掠,并把笞掠的原因和情況記錄下來以備查考"笞掠,就是刑訊逼供。可見,秦國雖然視刑訊逼供為合法,但嚴格限制其適用,與封建時代動輒拷問的情況是顯然不同的。盡管它與當代嚴禁刑訊逼供以保障當事人沉默權的制度大相徑庭,但事實上,它已蘊含了排除非法證據的原始思想。(18)限制刑訊逼供原則的出現, 使得口供的獲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審判者自然把證據的中心適當地轉向物證的提取,物證技術也因此得到發展。[Page]


    大量史料記載表明,早在先秦時期以法醫學檢驗為核心的司法鑒定就在審判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將傷害案件中對被害人的傷勢檢驗,作為正確定罪量刑、保證司法公正的必要程序和手段。


    1975年湖北省云夢睡虎地發掘的秦墓竹簡,從這些竹簡中可以發現,那時已經有了專門從事法醫工作的人員,他們是令史、醫生和隸妾。“爰書:某亭求盜甲告曰:‘暑中某所有賊死、結發、不知何男子一人,來告。即令令史某往診”。(12)“癘爰書:某里典甲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病,來詣’。訊丙,辭曰:‘以三風時病?,眉突,不知其何病,無他坐。’。令醫丁診之”。(13)在《出子》篇中,對一起因斗歐引起的流產案件,通過對可以的血塊是否胎兒進行鑒定的記載,詳細介紹了對胎兒的檢驗程序和認定方法。“爰書: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懷子六月矣,自晝與同里大女子丙斗,甲與丙相?,丙僨?甲。里人公士丁救,別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變出。令甲裹把子來詣自告。’……丞乙爰書:令令史某、隸臣某診甲所詣子。”(14)


    在尸體檢驗方面,對“賊殺”(他殺)和“經死”(縊死)的現場尸體檢驗實例的記載,描述了損傷性狀及兇器的推定等問題。特別是在縊死案件中,通過尸體索溝性狀的描述,注意到了生前縊死與死后再縊的區別。其中關于對縊死案件檢驗方法的記載尤為詳細:


    診必先謹審其跡(仔細觀察痕跡)。當獨抵尸所(停尸現場),即視索終(檢查系繩的地方),終所黨有通跡(如有系繩的痕跡),乃視舌出不出(看舌是否吐出),頭足去終所及地個幾何(頭足離系繩處及地面各有多遠),遺矢溺不也(有無屎尿流出)。乃解索,視口鼻渭然不也(有無嘆氣的樣子),乃視索跡之狀(查看索溝痕跡淤血的情況),道索終所試脫頭(試驗尸體的頭部是否能從系繩處脫出),能脫,乃口其衣(解開衣服),盡視其身、頭發中幾篡(仔細查看全身、頭發內以及會陰部)。舌不出,口鼻不渭然,索跡不郁,索終急不能脫,口死難審也(不能確定是縊死)。(15)


    秦朝在現場勘驗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診式》就有關于絲毫、足跡、工具痕跡的詳細記載。其中《穴盜》篇中詳細記錄了一起挖洞行竊的現場情況,具體地記錄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寬刃的鑿,鑿的痕跡寬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處。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處,長1尺2寸。履印前部花紋密,長4寸;中部花紋稀,長5寸;跟部花紋密,長3寸。履印象是舊履。”(16)由此推斷,在當時的司法實踐中對指紋、工具痕跡、足跡以及其他痕跡(如膝部痕跡)已經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尋找犯罪嫌疑人時已經把他作為重要證據之一。


    秦朝時期,法醫文書也已初具模型。《云夢秦簡》中有記載:“爰書: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寧毒言,甲等難飲食焉,來告之’。即疏書甲等名事關蝶背”。(17)


    由上可見,秦朝時期在審理案件時,已經相當注重和廣泛使用各種司法物證,物證技術自然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三, 發展階段:漢——唐


    1、 漢朝


    漢朝統治者屏棄了秦朝的法家思想,高祖采取了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讓民眾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到漢武帝時期,漢朝的社會狀況改善許多,黃老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已經不能滿足武帝實現“大一統”的皇帝專制中央集權統治,固自漢朝武帝開始,儒家思想開始了獨霸中國思想舞臺的局面。儒家思想主張也越來越深地滲透到司法領域之中,極大地影響了漢代的司法原則與司法制度,其中以“春秋決獄”、“錄囚”制度等最為突出,對后世的影響也最為深遠。而對物證技術的發展有極大影響的為“春秋決獄”。


    “春秋決獄”指的是,漢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制度中開始的以儒家經典《春秋》中的原則與精神作為案件根據的司法活動,又稱“經義決獄”。“春秋決獄”的核心在于“論心定罪”,即根據人的主觀動機、意圖、愿望來確定其是否有罪。具體標準是“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19)古書記載:漢代上洛有盜墓者,雖救活墓主,但仍以其“意惡”,詔“論笞三百,不齒終身”。(20)


    在刑訊上,仍以口供為要,但較秦朝相比,對囚犯可以罰立考訊,武帝時,倡:“論心定罪”,司法黑暗。“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怨傷之”。(21)“《史記·酷吏列傳》所記十人,九人出自武帝之時。從昭帝至平帝六朝間,每年處死刑者平均千分之一。史載:‘君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余所。其怨死者多少相覆,獄不件一人。’及至東漢濫用刑訊更為普遍:‘不堪痛楚,死者太半……掠考五毒,肌肉消爛’‘體生蟲蛆’。其它如燒斧挾腋、大針刺指,以土窒口等苦不堪言的非法刑訊,多有記載。” (22)由此可見“論心定罪”以儒家的倫理規則中的“好”、“壞”來確定罪的有無、刑罰的輕重,在司法實踐中很容易把主觀歸罪推向極端,勢必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同時過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觀的好壞,對物證技術的發展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當然,其間也并非毫無發展,東漢時期,我國第一部傳記體斷代史《漢書·薛宣傳》有記“疻”“痏”(歐傷為疻,歐人成創為痏)等名詞,“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均”。東漢著作家應邵在《漢書集解》注:“以手杖歐擊人,剝其皮膚,腫起清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從這一檢驗律中,可見當時簡單的法醫檢驗初步方法已經成為物證技術的主要形式。(23)




    2、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政權交替頻繁,統治者為在對峙與兼并中求生存和發展,總結前人興亡教訓,在政治上多所改易。表現在法律方面,則是立法活動頻繁,律學思想活躍,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物證技術的發展。


    該時期,皇帝頻繁、直接地干預和參與司法審判,如魏明帝太和三年(224)改“平望觀”為“聽訟觀”,史載“沒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南朝宋武帝也常“折疑獄”,“錄囚徒”,僅永初二年(421)即有五次之多。北周武帝常“聽訟于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24)《梁律》首次規定了測罰之制:凡在押人犯,不招供者均施以“測罰”之刑。具體做法是“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止”。《陳律》在此基礎上創立“測立”之制,對證據確鑿而不招供的囚犯,戴刑具,鞭二十笞三十后,站在高一尺,上尖圓,僅容兩足的土堆上。……(25)此間,還形成了死刑復核制度,加強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監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訴訟活動更加規范化,也促進了物證技術的發展。


    到三國時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漸完備,司法物證檢驗對象也在不斷擴大。其中,鄭克著的《折獄龜鑒》記中有一個“燒豬驗尸”的故事: 


      浙江省的句章縣有一人家發生了火災,丈夫被燒死,妻子哭得死去活來。句章縣的縣令張舉看了死者的尸體,特別是仔細檢查了死者的口腔,見里面干干凈凈,便斷定是妻子謀殺丈夫。那婦人不服,說是房子偶然失火以致丈夫被燒死。旁人也覺得她是無辜的。縣令張舉把眾人請來,當場做了一個“燒豬驗尸”的表演。令人把一頭豬殺死,把另一頭活豬用繩子捆好四腳。然后把兩頭豬扔進柴堆,點燃木柴。等大火熄滅后,張舉請眾人察看兩頭豬,只見那被殺死的豬口中干干凈凈,而那被燒死的豬張著嘴巴口中有許多灰炭。縣令張舉對那婦女說:“凡是在大火中被燒死的人,勢必在火中掙扎,口中要吸進許多灰炭。而你的丈夫口中那么干凈,說明他是先被殺死,然后房屋才著火的。由此可以清楚斷定,你的丈夫是被謀殺而死。”那婦人聽了,臉色發白,雙腿發抖,不得不招出了謀殺丈夫的罪行……。(26)[Page]


      此外,還有李惠(雍州刺史)用拷打羊皮尋找少量鹽粒的方法,斷清負鹽者與負柴者有關羊皮的爭訟。而且也出現了對字跡進行檢驗鑒定及對彈丸的檢驗。如《三國志·魏書·國淵傳》記載:魏的國淵出任魏郡太守期間,有人投匿名信誹謗朝政,太祖曹操十分惱火,一定要查出是誰干的。匿名信中有好幾處引用后漢張衡的作品《二京賦》之內容。國淵請求把匿名信的原件留下,不對外宣露其內容,向郡屬功曹(官吏)發現指示,說:“魏郡是個大郡,而且又是京城,但學識淵博的人卻很少。我命令學派聰明穎悟的年輕人,派他們求師就學。”功曹選出三個年輕人,在選立前,國淵對他們說:“要學習未知的東西,《二京賦》是一部具有廣博知識的書,世人卻把它忽略了,能教此書的老師很少,可尋找能讀此書的人向他求教。”十天后找到了一位能讀此書的人,便向他學習。因而請他代寫了書信,經與誹謗信中的筆跡進行比對,如出自一人之手。于是將其逮捕 審問,立即招認。(27)據《三國志·吳志》記載:孫權的長子孫登,有一次外出,突然有鐵丸從他身旁飛過于是命左右隨從搜查。見附近有個人手持彈弓,身帶鐵丸,便認定是他射的。此人不承認,隨從們要動手打人他,孫登不許,叫人把方才射來的鐵丸找來,將它和這個人身上帶的鐵丸對比一番,結果不一樣,就把他放了。(28)雖然這種比對的方法很原始,但它是有文字記載應用比對彈丸判明真偽,認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例,也可以說是槍彈檢驗的發端。(29)




    3、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是我國的法律制度的鼎盛時期,其間“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思想已經深入統治者制定的各個法律之中,而且儒家思想也更深入社會。司法改革使得司法機構得以完善:以大理寺為最高審判機關、御史臺主監察,都官省為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地方的司法機構也進一步得到完善。隋朝規定了嚴格的拷訊程序:司法機關受理訴訟案件后,可以對當事人實施拷訊。為防止審訊官濫用拷訊,并防止在重刑之下冤案的發生,開皇中期定刑:“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死刑復奏也得到更加明確的規定:死刑案件經審理、判決后,須經大理寺復核,并由皇帝批準,方可執行。(30)


    我國古代最具影響力的法典《唐律疏議》中的《斷獄律》包括了對于監獄管理、拷訊囚犯、審判原則、法官責任以及刑罰執行等方面的規定。(31)唐朝在拷訊的方式、次數、適用對象等方面都有明確的規定。死刑復核制規定得更加嚴格,出現了特別的“覆奏”程序——“五覆奏”、“三覆奏”——報經皇帝奏告。而且,唐朝對于審判官的責任有明確的規定:審判官應正確理解法律條文,切實掌握案情事實,以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如果因審判官的錯誤,導致對人犯定罪、量刑的不準確,無論是因故意、還是因過失,均由審判官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為了確保審判活動的公正性,唐朝確定了審判回避制度,唐律中稱之為“換推”制。凡是主審官與當事人之間有一定的利害關系,均屬換推范圍。(32)


    隋唐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也大有提高,經濟發達,各種民事刑事糾紛也隨之增加,審判活動中物證技術的反復運用,司法工作人員也在不斷探求更新、更準確的物證技術。同時科學技術也有了突飛猛進,人們的認知水平也得以提高,對案件越來越講究公正,要求證據的可靠性與真實性。我國古代物證技術在這個時期內得以完善,為宋朝出現的鼎盛階段打下基礎。


    在《唐律》及其《疏議》中,吸收了秦漢以來物證技術的實踐經驗和發展成就,從法律上進一步完善了物證技術。其突出表現,為在法律中對人命(兇殺)案件和傷害案件的檢驗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唐律》規定,在人命和傷害案件中,檢驗的對象主要有三類,即尸體、傷者以及詐病者,即相當于現今的尸體檢驗和活體檢驗。同時,對傷害案件中“傷”的標準作了明確的界定:即“見血為傷”;以及各種傷害的分類:手足傷、他物傷與刃傷,并根據傷害程度的不同,承擔不同的刑事責任。如對損傷他人的眼睛的行為,凡“眇一目”的,處以“徒一年”;而“瞎一眼”的,則要處以“徒三年”。眇是“虧損其明而獄見物”;瞎則是“目喪明全不見物”。兩者損傷程度不同,所以量刑輕重也完全不同。而所有的傷勢,都必須通過司法鑒定。也正因為如此,《唐律》對于檢驗人員的責任也作了明確規定:凡是檢驗不實的,要視其情節予以處罰,嚴重者以故入人罪論處。這些規定,基本上都被后來朝代的法律所繼承。(33)


    除了人命及傷害案件外,對于其他案件中的書證、物證的鑒定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唐朝人張的《朝野僉載》中有記載:唐武則天垂拱年間,湖州佐史江琛為陷害刺史裴光,將裴光所寫的文章中的字割下來,拼湊成文,偽造了一封寫給徐敬業的謀反信,并向朝廷告發。武則天派御史前去審問,裴光說:“字是我寫的,但話卻不是我說的。”前后換了三個御使,都不能定案。武則天又派一個名叫張金楚的官員負責調查此案。張金楚仔細查看信件,結果發現信上的字都是粘貼而成的,平鋪在桌上是看不出來的。于是他便將衙門的官員召集起來,當著眾人的面,將信件放在一盆水里,結果一個個字都散開了。案情也因此大白。(34)


    唐朝時,司法鑒定的對象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法醫檢驗外,檢驗對象已經擴至毒物、手掌紋等。人們已經掌握并在司法實踐中運用了毒物檢驗法,如卵白驗毒法、銀叉驗毒法等。1959年新疆米蘭古城出土的畫有指紋橫折間距的唐代貞觀年(公元627年)制成的遺言文書,(35)唐朝的文獻中也有相應的記載,如唐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士兵馬靈芝急需銀兩,向報國寺建英和尚借錢一千,月息一分;如果建英和尚需要,隨時可將本息收回;如馬靈芝不能歸還,建英和尚可將馬靈芝的全部財產取走;恐無憑證,立捺印。(摘自德國著名指紋學博士羅伯特·海因得爾1927年出版的《指紋鑒定》)這些例子都表明此時人們已經開始廣泛應用手掌紋來辨別真偽了。(36)


    此階段是中國物證技術發展的黃金時期,各種鑒定技術相繼在此階段的到應用,并在先秦時期的基礎上各種技術更進一步地發展了。




    四, 鼎盛階段:宋


    我國物證技術在宋朝達到了鼎盛,特別是南宋時期,是中國古代檢驗制度發展、完善的重要階段。一方面,基于對前朝的各個案件的總結,吸收了原有的物證技術,同時又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使原有的物證技術更進一步。另一方面,由于宋朝社會本身的特點,更適合在司法審判活動中運用物證技術,物證技術在此間達到鼎盛的階段。


    當時社會關系已經相當復雜,各個領域的糾紛已經很頻繁,故當時的人們對證據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對之要求自然也隨之增加。宋朝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民商立法的內容較唐朝更加豐富,并且出現了版權保護,同時士大夫以積極淑世的態度廣泛參加與法律活動。在士大夫的積極參與下,宋代編篡法典的活動空前活躍,規模也十分壯觀。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宋朝重視使用口供、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各種證據,尤其注重法醫檢驗和司法鑒定等調查取證。官府設有專門的檢驗官,并制定勘驗法規,以規范檢驗的范圍、內容、程序、規則,檢驗人員的責任及勘驗筆錄的文書程式等。《宋刑統·詐偽律》有“檢驗病死傷不實”門,《慶元條法事類》也有“檢驗”門及“檢驗格目”、“驗尸格目”等敕令格式,具體規定了檢查勘驗制度。(37)以唐制為基礎,兩宋朝廷對于檢驗人員、檢驗實施、驗尸文件等均有所規定,并不斷修改補充,使宋朝的檢驗制度日臻完善。宋朝法律明確規定除病死等一些死因明確者可在有關人員保證無他故、官司審察明白的前提下免除尸檢外,均要經歷初檢、復檢的程序。又唐宋時期對檢驗失誤有嚴格的處罰規定,司法檢驗的水平得以不斷提高。(38)[Page]


    宋人學貴創新、崇尚獨立思考、提倡批判實用的士風熏陶下,大批從事司法實踐的士大夫,認真總結前人的辦案經驗,特別重視調查研究,提倡在現場勘驗中判別證據的真偽及物證的收集,證人的采訪等。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了大量的法醫學著作。如宋代趙逸齋著〈平冤錄〉、鄭克的《折獄龜鑒》、宋慈的《洗冤集錄》、桂萬榮的〈棠陰比事〉、海鹽縣令王與引著的二元〈無冤錄〉等相繼問世。(39)


    北宋徽宗宣和年間的進士鄭克(字克明,開封人)著有《折獄龜鑒》,又名《決獄龜鑒》。是在五代和凝父子的《疑獄集》的基礎上編篡而成的,共20卷,分釋冤、辯巫、鞠情、議罪、宥過、懲惡、察奸、核奸、擲奸、察慝、證慝、鉤慝、察盜、跡盜、譎盜、察賊、跡賊 、譎賊、嚴明、矜謹。收集自先秦至北宋政和年間有關平反冤獄、決摘奸慝的案例故事276條,395則。并以按語的形式對其中大部分案例故事進行了分析和考辨,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獄訟案例選編。(40)


    《折獄龜鑒》通過比較分析各種案例,系統地總結了宋朝刑事案例中物證理論:第一,實物證據多,主要包括犯罪工具、犯罪中留下的物品以及痕跡、犯罪所遣返的客體;第二,物證的收集都是由司法機關通過現場勘驗、檢查、搜查而獲得;第三,在物證確鑿的情況下,即使犯罪者不承認也可以定罪;同時即使犯人已經招供也要查取證物以驗證口供的虛實,尤其是在審理共同犯罪的案件。(41)


    鄭克提出了“重證據,輕口供”的現代刑事訴訟理論,這是對自秦以來一直注重口供的訴訟理論的挑戰。在總結了前人的辦案經驗后,提出“情跡論”的思想,其中有許多是關于問案的方法的。所謂“情跡論”,情指案情真相,跡指痕跡、物證、與傷疤,即闡述其關于案情與求跡的理論。他強調物證在破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反對片面重視物證,主張情與跡應當兼采,互相參考。他的“情跡論”是我國古代刑事偵查、司法裁判,已經法醫學發展的主要理論基礎,在指導刑事技術與司法實踐上曾經起了重大的作用。鄭克在“情跡論”中,仔細研究了“以五聲聽獄訟”之法,認為問案時要注意分析事務的情理。如在《鉤慝篇》中指出:“察人之匿情而作偽者,或聽其聲而知之,或視其色而知之,或詰其辭而知之,或訊其事而知之。蓋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奸偽之人莫能欺也。”此外,他還主張在問案中可以使用詐術,布設圈套,使被告人就范,一如現代的誘惑偵查。(42)


    繼鄭克之后,南宋時期又出現了中國第一位大法醫學家——宋慈,他的著作《洗冤集錄》,通稱《洗冤錄》,不僅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法醫學專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著作。它自南宋以來,成為歷代官府尸傷檢驗的藍本,曾定為宋、元、明、清各代刑事檢驗的準則。該書在總結前人辦案經驗的基礎上,把實踐中獲取的藥理、人體解剖、外科、骨科、檢驗等多方面的知識匯集成冊,基本上包括了現代法醫學在尸體外表檢驗方面的大部分內容。受歷史條件和自然科學總體發展水平的限制,當時尚不具備尸體解剖、病理分析、毒物化學性質測定等現代法醫檢驗所含的內容。故從總體上可認為《洗冤集錄》教為全面、系統地總結了尸體外表檢驗、分析了檢驗所得與死因的關系。(43)


    宋慈,字惠父,南宋建陽(今屬福建)人。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進士。歷任主簿、縣令、通判兼攝郡事等職。嘉熙六年(1239)升任提點廣東刑獄,以后移任江西提點刑獄兼知贛州。淳佑年間,提點湖南刑獄并兼大使行府參議官。這一期間,宋慈在處理獄訟中,特別重視現場勘驗。他對當時傳世的尸傷檢驗著作加以綜合、核定和提煉,并結合自己豐富的實踐經驗,完成了這部系統的法醫學著作。


      《洗冤集錄》內容自“條令”起,至“驗狀說”終,共5卷,53條。從目錄來看,本書的主要內容包括:宋代關于檢驗尸傷的法令;驗尸的方法和注意事項;尸體現象;各種機械性窒息死;各種鈍器損傷;銳器損傷;交通事故損傷;高溫致死;中毒;病死和急死;尸體發掘等等。


      《洗冤集錄》是集宋慈以前外表尸體檢驗經驗之大成的著作。作者在書中開篇即提出不能輕信口供,認為“告狀切不可信,須是詳細檢驗,務要從實”,對疑難案件尤“須是多方體訪,務令參會歸一,切不可憑一、二人口說,便以為信”。他還提出檢驗官必須親臨現場、尸格必須由其親自填寫的尸體檢驗原則。


      《洗冤集錄》雖成書早在1247年,但其中所取得的科學成就是很多的。舉其要者,有如下幾個方面:1、對一些主要的尸體現象,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洗冤集錄》中稱:“凡死人,項后、背上、兩肋后、腰腿內、兩臂上、兩腿后、兩腿肚子上下有微赤色。驗是本人身死后,一向仰臥停泊,血脈墜下致有此微赤色,即不是別致他故身死。”這里所稱“血墜”,即是現代法醫學中的“尸斑”。本書還明確提出了動物對尸體的破壞及其與生前傷的鑒別方法:“凡人死后被蟲、鼠傷,即皮破無血,破處周圍有蟲鼠嚙痕,縱跡有皮肉不齊去處。若狗咬,則痕跡粗大”。2、提出了自縊、勒死、溺死、外物壓塞口鼻死四種機械性窒息。《洗冤集錄》關于縊死征象的論述指出:自縊傷痕“腦后分八字,索子不交”,“用細緊麻繩、草索在高處自縊,懸頭頓身致死則痕跡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練、項帕等物,又在低處,則痕跡淺”。還指出:“若勒喉上,即口閉,牙關緊,舌抵齒不出;若勒喉下,則口開,舌尖出齒門二分至三分”,“口吻、兩頰及胸前有吐涎沫”。關于勒死,書中指出它與縊死不同之處在于項下繩索交過,繩索多纏繞數周,并多在項后當正或偏左右系定,且有系不盡垂頭處。對于溺死的征象,書中強調為:“腹肚脹,拍著響”,“手腳爪縫有沙泥”,“口鼻內有水沫”等。3、對機械性損傷的論述。本書依照唐宋法典的規定,將機械性操作明確區分為“手足他物傷”與“刃傷”兩大類。他物就是今天所說的鈍器。書中所述的他物手足傷多指皮下出血而言。書中詳細論述了皮下出血的形狀、大小與兇器性狀的關系以及根據損傷位置判斷兇手與被害者的位置關系等。對于刃傷的特點,書中描述為:“尖刃斧痕,上闊長,內必狹;大刀痕,淺必狹,深必闊;刀傷處,其痕兩頭尖小。”“槍刺痕,淺則狹,深必透?(槍桿),其痕帶圓。或只用竹槍尖、竹擔干著要害處,瘡口多不整齊。”對于刃傷的生前死后鑒別,書中也作了極為詳盡的論述:“如生前刃傷,其痕肉闊,花文交出;若肉痕齊截,只是死后假作刃傷痕。如生前刃傷,即有血汁,及所傷創口皮肉血多花鮮色;……若死后用刀刃割傷處,肉色即干白,更無血花也(原注:蓋人死后,血脈不行,色白也)。活人被刃殺傷死者,其被刃處皮肉緊縮,有血蔭四畔。若被支解者,筋骨皮肉粘稠,受刃處皮縮骨露。死人被割截尸首,皮肉如舊,血不灌蔭,被割處皮不緊縮,刃盡處無血流,其色白;縱痕下有血,洗檢擠捺,肉內無清血出,即非生前被刃。更有截下頭者,活時斬下,筋縮入;死后截下,項長,并不伸縮。”此外,本書還對中暑死、凍死、湯潑死與燒死等高低溫所致的死亡征象作了描述,對現場尸體檢查的注意事項作了系統的歸納。但是,由于時代備件的限制,《洗冤集錄》對某些事物的認識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一些死傷征象雖已認識,但不能正確說明原因。如對腦震蕩、腦溢血等急死,以及由于鈍器擊打造成尸表完整,而內臟器官破裂而死亡的原因未能認識。關于血跡、精斑、毛發、毒物的化驗對尸體檢驗所起的重要作用也無認識。(44)


      繼宋慈之后,南宋時期《檢驗格目》、《正背人形圖》的推行,也是中國古代法律史上的一件創舉,它不僅是檢驗制度科學化,而且還使檢驗程序得到公眾的監督,加強了檢驗制度的公正化。雖然,當時很多物證技術并未像現代的物證技術那么完備,但有些各案已經運用,如明代張景的《補疑獄集》載,宋提舉楊公驗一肋下致命傷痕,“長一寸二人,中有白路”,認定為杖傷之痕,這就是后世所說的“竹打中空”,即圓形棍棒作用于身體軟組織,可形成兩條平行的皮下出血帶,中間皮膚蒼白。現代法醫學稱之為“二重條痕”。又如宋朝桂萬榮《棠陰比事》記載“李公驗舉”一案,說的是二人爭斗,甲強乙弱,但身上均有傷痕。李公以手捏過之后,斷定乙為真傷,而甲則是用某種樹葉著色偽造的棒傷。其根據是“歐傷者血聚而硬,偽則不硬”。這是活體檢驗造作傷的一個著名案例,“血聚而硬”是對皮下出血的正確描述;偽者沒有皮下出血,故只是顏色相似而已。(45)[Page]


    宋朝除了法醫檢驗制度發達,在刑事案件的發案原因、物證等方面的司法鑒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折獄龜鑒》中就有關于此方面的案例:如程琳擔任開封知府時。皇宮內發生火災。經調查,發現現場有裁縫用的熨斗,負責調查的宦官便認定火災是由熨斗引起的,并將裁縫交開封府審訊結案。但程琳認為此案疑點甚多。經過仔細的勘察,發現后宮燒飯的灶靠近壁板,日子一久,壁板變得非常干燥而引起火災。另有:錢冶為潮州海陽縣令時,州中有大姓家中起火,經調查,發現火源來自鄰居某家,便將其逮捕審訊。某家喊冤不服。太守便將此案交錢冶審理。錢冶發現作為引起火災的一只木頭床腳可能是大姓的仇家之物,便帶人去仇家,將床腳進行比對。在事實面前,仇家供認了縱火并栽贓以逃避罪責的犯罪事實。


    此外,由于宋朝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方面的糾紛也不斷增多,因此,對契約等各種書證的鑒定,便成為正確處理糾紛的重要保證。在這方面,宋朝亦積累了不少經驗:如章頻擔任彭州九龍知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偽造地契,霸占他人田地。這場糾紛一直得不到解決。轉運使便將此案交章頻審理。章頻對地契仔細鑒定,發現地契上的墨跡是浮在印跡之上的,是先盜用了印,然后再寫字的,從而認定地契是偽造的。又有江某任陵州仁壽知縣時,有洪某偽造地契,侵吞鄰居田產,他用茶汁染了紙,看上去好像是年代十分久遠的樣子。江某對洪某說:如果是年代久遠的紙張,里面應該是白色的,如今地契表里一色,顯然是偽造的,洪某只得供認。(46)


    宋朝是中國物證技術的鼎盛時期,各種技術都已形成較為完善的模式,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實踐都已形成較為統一的規模。宋朝作為中國古代經濟最發達的朝代,在對外交流上也是最頻繁的時期,這便使宋朝的物證技術不僅在國內得到廣泛的應用,而且對世界各國的物證技術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各種有關物證技術的書籍得以廣泛流傳。




    五, 衰弱階段:元——清末


    元朝統治者在法律體系上基本沿用了宋朝的制度,但由于帶進了少數民族的相對野蠻的法律習慣,對原本比較近代化的法律體系受到嚴重打擊,在法律觀念上也產生了較多負面影響。這對物證技術的發展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礙。


    在宋朝的基礎之上,元朝在物證技術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元朝在法醫學方面的主要成就,就是王與編撰的《無冤錄》。此書繼承了《洗冤集錄》的成果,進一步發展了法醫學理論,并糾正了《洗冤集錄》中的一些錯誤。此外,元大德年間還頒布了由國家統一制定的《檢尸式》,具體規定了對懸縊、水中、火燒、殺傷等各類尸體的現場檢驗程序和方法,可見在這一時期,檢驗制度已基本上規范化、法制化了。(47)


    明朝,由于朱元璋采用了“亂世用重典”的思想,重刑主義得以廣泛應用。在司法制度上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對物證技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阻力。特別是審判制度的變化,明朝因襲漢朝的五聽審判方式,注重將犯罪心理學的一些觀點運用到審判實踐中,以期求得案件真情。同時,為慎重人命,統治者對涉及死刑的重犯、要犯,又規定了死刑復核等一整套制度,出現了三法司會審制、“園審”制度、“朝審”制度等。


    明清時期,物證技術上主要繼承了宋元的成就,在其基礎上也有所發展。在明清時期相繼出現了大量的法醫學著作,如《洗冤錄及洗冤錄補》、《洗冤集說》、《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洗冤錄詳義》等。在法律制度上,有關檢驗的程序、內容也更加完備、具體,這在《大明律例》和《大清律例》上都有明確的規定:


    首先,負責檢驗的官吏,在京城,初檢由五城兵馬司負責,覆檢由京城知縣負責;在外地,初檢由州縣正官(即知州、知縣)負責,覆檢由府推官負責。而具體的檢驗工作則仵作來進行。


    其次,關于檢驗的程序:于未檢之先,即詳細詢問尸親、證人、兇手等;隨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檢驗、報告;對要害和致命之處要仔細查看,驗明創口大小,是何兇器所傷,并與在常眾人質對明白;對于因時間長久而發生的尸體變色,也要仔細查驗,不得由仵作混報。


    再次,關于檢驗的責任:負責檢驗的官吏因失職而導致檢驗不實等情形發生的,要依法追究責任;如果是因收受賄賂而故意檢驗不實的,則以故意出入人罪論處;情節嚴重的,以受財枉法從重論處。


    為了防止受賄舞弊現象的發生,負責檢驗的官員只許隨帶仵作一人,刑節一人,皂隸二人。一切夫馬飯食也必須自行攜帶,不許向地方或當事人索取分文。違者依律議處。(48)


    表面上看這些規定都是體現了慎罰的思想,人們對案件事實的要求更高,更講究以物證來說明問題,物證技術也理所當然會得到發展。但事實上,明朝出現了一些非法之刑,如廷杖制度、廠衛制度。廠衛制度得到了統治者的大力支持,成為統治者的秘密司法審判機關,但它嚴重干涉了司法獨立,很大程度上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司法審判制度。而廷杖制度:由皇帝下達命令,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行,在朝堂之上杖責大臣。此種濫用非法之刑的行為得以制度化,對明朝的法制產生了極其嚴重的不良影響,一定程度上是對成文法的否定,法律難以得到實施。縱使其法律對物證的規定再完善,對物證的要求再高,在物證技術上的研究再多,都不過是一紙空文。清朝也強調以嚴刑峻法加強專制主義,嚴懲謀反、謀大逆、謀叛等重罪,鉗制思想文化,大興文字獄等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加之閉關鎖國的政策,自然科學在此階段也停滯不前,物證技術自然也不可能得到發展,甚至在該時期,由于物證技術不能得以運用,故實踐中的經驗也不能得以繼承,很大程度上都已衰退。加之封建社會后期,統治者不斷加強專制,官吏的腐敗,法律的實施已經受到嚴重的破壞,許多法律規定都早已名存實亡。物證技術要想在這樣的情況下得到維持,更不用說發展了。




    六、結語


    綜觀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發展歷史,筆者認為,其發展主要受到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一、自然科學技術的落后,人類對社會的認識不足。物證技術作為一門科學技術,要結合物理 、化學、生物、心理學等各學科的知識,在對物證的發現、提取、檢驗和鑒定中加以運用,方能更可靠地提供證據、線索,更真實地再現案件經過。但古代自然科學的落后,物證技術自然不可能發達,往往先在個案中嘗試性地加以運用。由于中國古代醫學發達,在司法審判中結合醫學知識產生了古代法醫學,形成了以法醫鑒定為主要的物證技術。


    二、各個朝代的法制思想對物證技術的發展起了主導作用,自漢朝時,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臺,“禮法并用”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時期,一直影響著其法制思想,“春秋決獄”、“論心定罪”使的司法審判強調人的主觀善惡 ,也使得中國古代司法審判工作一直注重口供 ,往往輕視物證。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物證技術的落后,不能得到足夠的證據,只好通過向犯罪嫌疑人刑訊的方式得到證據。反過來,這對物證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過分重視口供,自然就不能使人們對物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使的物證技術的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倒退。


    三、各個朝代對口供的態度對物證技術的發展起了直接作用。由于自然科學的落后,審判者更注重言詞證據,加以心理學的常識,產生了“五聽”原則,注重嫌疑人的心理變化。從漢以來一直重口供輕物證,直到宋朝鄭克才提出“重物證輕口供”的觀念。至此,物證技術在宋朝也得以突飛猛進的發展,達到歷史最高峰。但明清時期,審判者又忽視物證,更加注重口供,加以諸如腐敗、貪污等因素的影響,物證技術最終沒落。


    四、審判人員、檢驗人員責任的刑事法律化也促進了物證技術的發展。早在西周就有“五過”制度,“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49)該制度在各朝代得以沿用。秦朝時期,又出現了對檢驗人員責任的規定,并在唐朝出現了以刑法制裁那些違反檢驗制度的檢驗人員。以后歷代都在唐朝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規范化。[Page]


    中國古代的物證技術在歷史上有著輝煌的成就,至今某些技術、理念對當代的物證技術仍然具有指導意義,沿用至今。古代物證技術依然存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參考文獻:
    (1)、(2)《左傳·昭公六年》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23、27


    (3)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30


    (4)參見 《中國法制史》李玉主編,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3.7 P.184
    (5)參見 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6)《禮記·王制》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3
    (7)參見 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8)《周公·秋官·質人》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0
    (9)《周公·秋官·士師》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0
    (10)《周公·秋官·朝士》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1
    (11)《周公·秋官·小宰》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1
    (12)《睡虎地秦墓竹簡 》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4頁 轉引自 閔銀龍 王立民 《論中國古代法醫學的領先地位》
    (13)《睡虎地秦墓竹簡 》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頁 轉引自 閔銀龍 王立民 《論中國古代法醫學的領先地位》
    (1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4頁 轉引自 閔銀龍 王立民 《論中國古代法醫學的領先地位》
    (15)《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P268 轉引自 殷嘯虎 《中國古代司法鑒定的運用以及制度化的發展》
    (16)參見 王傳道 《我國的物證技術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17)《睡虎地秦墓竹簡》 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6頁 轉引自 閔銀龍 王立民 《論中國古代法醫學的領先地位》
    (18)《楚秦刑事訴訟證據比較研究》 劉玉堂 賈濟東 
    (19)《鹽鐵論·刑德》 轉引自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4
    (20)《太平御覽》 引《漢趙記》 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轉引自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5
    (21) 《晉書·刑法志》轉引自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1
    (22)《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1——132
    (23)沈大路 《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24)《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63
    (25)《太平御覽》 卷六三九 引《后周書》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4
    (26)參見中國古代的法醫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y/yeyonglie/byzt/001.htm
    (27)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28)桂萬榮編著 《棠陰比事選》,群眾出版社,P59 轉引自: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29)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30)參見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80
    (31)參見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93
    (32)參見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255——257
    (33)(34)殷嘯虎 《中國古代司法鑒定的運用以及制度化的發展》
    (35)《略論我國古代司法鑒定制度》 李冰 刊于《鄭州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0年9月 第18卷 第3期
    (36)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37)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23620&flag=1
    (38)參見 廖育群 《宋慈與中國古代司法檢驗體系評說》刊于 《自然科學史研究》 第14卷 第4期(1995年):374——380 
    (39)參見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261——266
    (40)、(41)、(42)參見 常永平 《〈折獄龜鑒〉與古代司法鑒定》 刊于《中國司法鑒定》 2005.05.12
    (43)參見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267 及 廖育群 〈宋慈與中國古代司法檢驗體系評說〉刊于 《自然科學史研究》 第14卷 第4期(1995年):374——380 
    (44)法醫鼻祖宋慈與《洗冤集錄》 http://www.sciencehuman.com/history/history2005/history200507h.htm
    (45)參見 廖育群 《宋慈與中國古代司法檢驗體系評說》刊于 《自然科學史研究》 第14卷 第4期(1995年):374——380 
    (46)、(47)、(48)殷嘯虎 《中國古代司法鑒定的運用以及制度化的發展》
    (49)《尚書·呂刑》 參見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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